这个旅游团共28人，来自扬州的组合9人，台湾的组合5人，北京散客三对夫妻6人，加上我们共26位游客，领队韩阳，还有一位做旅游随行的小姑娘小马。但准备先游蒙古的只有我们“清华组合”加上来自门头沟的退休干部老奚夫妇8人，韩阳带我们这8个人游蒙古，其他人由小马带着直飞伊尔库斯克，在那里和我们8人汇合，他们的行程比我们少4天。
8月20日清晨，定好了网约车，我们早早地到了老北京站。在附近找了个“永和豆浆”店随便吃了点，就来到了约定的广场旗杆下，老友汇的负责人赵晓梅和领队韩阳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天开始下雨，韩阳担心我们淋雨，带我俩先进了候车室。不一会儿，在微信群里看到大家都陆续到了，我就往进站口方向走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帮女同学拿拿箱子献点殷勤。正好看见姜倩和余乃洪两人几乎肩并肩随着电扶梯缓缓上来，似乎各有心事谁也不讲话。直到我叫她们，才知道两人近在咫尺，行同路人，竟然谁也没认出谁来。看来到了这把岁数，眼神大都有问题了。
同学见面，自然亲切热闹，寒暄拥抱，问长问短。韩阳介绍我们认识了来自门头沟的退休干部老奚夫妇，老奚的那身块头让我们吃了一惊，看上去体重在200斤以上，嗓门洪亮，看着就属于经常张罗事儿的，有一种自来熟的感觉。他夫人不太爱说话，年纪比老奚小一轮，是团友里岁数最小的。出门的时候看过整个旅游团团友的名单，老奚的夫人是六零后，台湾团里有三位四零后，其他则是清一色的五零后。五零后的人，多少有一些俄罗斯情结，尽管我们刚懂事的时候已经在没完没了地批“苏修”了。
绿皮火车
自从高铁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一般出门需要乘火车，我们都是直接从北京南站或西站出发，北京站好像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光顾了，绿皮火车也只是偶尔见到。因此进北京站乘坐绿皮火车，总让我有点恍惚的感觉。一般来说，重温旧梦是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但绿皮火车这种旧梦说不上怎么美好，或者说是一种美好与苦涩交织在一起的东西，一种在记忆里割舍不去的东西。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乘绿皮火车的经历。通常是从坐硬座开始，那时候的语言比较朴素且实事求是，硬座绝对是不掺任何水分的“硬”，坐十几个小时以后腰可以从酸痛到麻木，然后似乎就不存在了，脚也可以坐到浮肿。即便如此，也舍不得站起来活动活动，因为弄不好会被站着的人占了座位。工作几年以后开始有资格坐硬卧，上下三层，哪怕睡在最上层那个笼子般的空间里，也还是有着满满的幸福感。而最高级的软卧是有一定级别，让人仰视的人才有资格乘坐。直到改革开放以后N年，级别界线开始模糊了，我才有幸坐过几次。后来嘛，就直接飞了，此后动车、高铁陆续出现，我就没有再坐绿皮火车的机会了。
当然，现在的绿皮火车也是今非昔比了。特别是国际列车，为了国际形象，绝不会允许车皮上的绿漆如鱼鳞般剥落，也不会让内饰的材料破旧不堪。车厢里整洁干净，没有记忆中那种混合着臭球鞋、烟酒及洗手间门缝里散发出来的复杂味道。过去在绿皮车里，打开车窗需要气运丹田，两膀用力，操作不当还会把手碾成青紫状，现在有了空调，只在车窗上层留了一个小窗，多数情况下由列车员决定开合。我们这节车厢定员36人，乘客不到一半，因此感觉还是挺舒服的。
换轨
不过这趟火车行有一件挺烦人的事，就是到了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要换轨。这是因为中国和蒙古、俄罗斯的铁路轨距（两条钢轨轨顶内侧垂直平面间的距离）不同。中国的铁路最早是英国人设计的，所以轨距是现在称为标准轨的1435mm，比标准轨更宽的铁路称为宽轨，有1676mm、1520mm等轨距，俄罗斯等前苏联国家的铁轨多是1520mm。比标准轨窄的铁路称为窄轨，有600mm、762mm、1000mm、1067mm等几种。轨道的宽度不同据说主要是军事原因，为了防止入侵者使用自己的铁路。
网上断言说标准轨的宽度是古罗马人两千年前就定下来的，即两匹拉战车的马的屁股的宽度，这个宽度决定了马车轮的宽度，这个宽度在大路上形成了马车的辙迹，不符合这个宽度的马车在路上行走更容易损坏。后来造有轨电车沿袭了这个宽度，而铁路最早是建电车轨道的人设计的，所以古罗马的马屁股决定了以后世界陆路运输系统的设计——这就是人们很多时候提到的“路径依赖”。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用的都是标轨，而宽轨、窄轨的轨距是怎么定的，查起来大概就费劲了。
轨距怎么定对我们不重要，重要的是晚上八点多到了二连浩特后，换轨过程再加办出境手续需要四个多小时，有点难熬。你可以选择在二连浩特下车，在候车室无所事事地等待，也可以选择跟车进入离车站几公里外的换轨场，在车里可以观察换轨的过程。但在此期间不能下车，车厢里停水停电（只有照明电），不能上厕所。好在旅行社早就告知了这一过程，大家都有所准备，也没有人下车等在车站的候车室里。
车厢上千斤顶标志，此处需对准千斤顶
用千斤顶顶起车厢
推出原车轮架，推入宽轨车轮架
进入换轨场，那里的轨道有两种轨距，处于并行状态。列车开到轨道上后，需要把车厢一节一节卸下来，卸车的车厢位置要与轨道旁的千斤顶位置吻合，卸下后换轨工用千斤顶顶起车厢，把下面的车轮架顺着铁轨推出，再推入宽轨的车轮架，与车厢重新组合好以后，最后用车头一节一节把车厢连上。这里的换轨人员每天都在重复这样的操作，十分专业和熟练。列车员告诉我，换轨工人中很多都是祖祖辈辈吃这碗饭，一辈子就干换轨这一件事。比较耗时的事情，主要是卸车时车厢位置要准确停靠在千斤顶所在的位置（车厢上面有千斤顶的标志），要对上位置不那么容易。
对于乘客来讲，难受之处在卸车厢和换轨后重新连接车厢的过程，卸下与连接每一节车厢都会剧烈震动一次，即便你吃了安眠药也会把你弄醒。尽管多数人选择了躺在床上眯着，我还是饶有兴致地站在车窗前看他们怎么换轨，感受自己的车厢怎么不知不觉地被千斤顶顶起来，又怎么被轰轰烈烈地连接上。换轨完成之后，火车开回二连浩特站（那里有一段宽轨）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出境抵达十公里外的蒙古边关扎门乌德站，蒙古的边检、海关人员上车检查，办理入境手续，大约持续到夜里两点多才安定下来。这是此次旅行最折腾的一段，但也是挺有意思的经历，只要你想从中国坐火车进入蒙、俄，就免不了要受点小罪。
换轨之后，这趟列车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列车的中国餐车在入境前被卸下，换上了蒙古餐车，大概是由于食品检疫方面的原因吧。快吃午饭的时候我到这个蒙古餐车里去看了一眼，只有三五个老外在里面喝咖啡，餐车的装潢倒是很有特色，价格是按美元报的，看起来不便宜，服务员冷冷的，爱搭不理的样子，似乎一点也不指望我在这里用餐。我看了一眼菜单，转身就回车厢吃方便面去了。
蒙古餐车里的老板和服务员
餐车里26美刀的午餐套餐明细，早餐23美刀
二十八年前的记忆
如果不是去俄罗斯顺道造访蒙古，可能极少有人会单独到蒙古来旅游。资料上说每三个蒙古人就有一位到过中国，而中国每年到蒙古的人大约是15万人次，估计很多人都是因为工作关系到蒙古，而我在二十八年前也因为工作关系在蒙古呆过一周，时间也是八月下旬。还能想起来在乌拉巴托的“百货大楼”里，货 架上没什么东西，也看不到几个顾客，柜台里挂着的衣服{好像是衬衫}都是同一尺寸，一个颜色。问陪同我们的女士如果尺寸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怎么办？她说过一段时间会有另外一批不同尺寸和颜色的衣服卖，都是有计划的。八月底我们离开时，却又看到这里过节似的排起了长队，原来是学校快开学了，大家都在这里买书包和文具。这真是让我见识了什么叫“计划经济”，相比之下，中国的计划经济还远远没到位。
当年的蒙古百姓倒是不会饿肚子，用他们的话说，只要有肉、有奶、有酒就没问题。由于民族文化习惯所致，吃饭时辅以一些奶制品如奶酪、奶干等，却极少见到蔬菜，水果就是西红柿。多数蒙古人是没有见过香蕉、橘子这类东西的，在北京和他们交流时要示范给他们怎么吃，否则有人可能连皮一起吃下去了。日用品方面，蒙古科学院专家家里的电视是黑白的，图像质量用手摇动天线来调整。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照过彩色照片，我们给他们拍了不少彩照，他们都特别高兴。当然照片要拿回北京冲洗后再寄回去，乌兰巴托街头是没有彩照洗印店的。总之，物资非常匮乏，经济水平可能比中国改革开放前还差一些。
不过当时蒙古的社会主义政体刚刚解体，路上能看到一些列宁塑像被泼上了黄色油漆，民主派已经开始上台执政。通过民主运动上台的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说他们的常务副总理只有二十七岁。接待我们的是蒙古科学院的地质所，这里的蒙古知识分子们虽然大都不反对民主运动，但对这些上台的毛头小伙子们却并不信任，对蒙古的未来有着很深的担忧。
在乌兰巴托中心广场上我知道了一个叫苏赫巴托尔的人，他的雕像立在广场中央，这是蒙古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也是蒙古人民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他1921年在苏联支持下，带领外蒙从中国独立出来。那时候我知道蒙古人认为他们早在1921就独立了，而不是二战以后。当年在那里没有看到过任何成吉思汗的雕像，只有在自由市场卖挂毯的地方，能看到成吉思汗的头像被编织在挂毯中央。显然，成吉思汗是蒙古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但在社会主义蒙古时期，他们的英雄主要是苏赫巴托尔。
二十八年过去了，蒙古、乌兰巴托变成了什么样子？从领队韩阳发给我们的简要资料上看，蒙古现在有320万人人了，而当年只有200多万。现在有130多万人在乌兰巴托，接近蒙古总人口的一半，且多为40岁以下的年轻人，而当年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在乌兰巴托。看上去城市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年轻人集中在城市以后还有人放牧吗？从火车车窗里一路观望，绿色中带有微黄的草原一望无际，悠哉悠哉吃草的牛羊，充满活力的马群，懒洋洋的骆驼，偶尔路过一些规模不大的城镇，最终看到了盘踞在大草原和图拉河之间的大片建筑群——乌兰巴托，早年没有到过乌兰巴托的人，也许觉得这个城市也就是中国一个中等城市的样子，但在我看来，却没有一点原来的影子，二十八年过去，还真是今非昔比了。
车窗内随拍乌兰巴托街景，看上去很像一个普通中国城市
蒙古包
乌兰巴托的巨大变化或许反映了蒙古人急切走向现代化的心情，但我们更在意的还是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和那里的牧民生活，还有那些曾经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历史，而不是这里的城市。抵达乌兰巴托火车站之后，一位说中文的蒙古姑娘琪琪格前来接站，带我们乘一辆中巴车直接驶向离乌兰巴托四十多公里的蒙古国家公园。琪琪格是九五后，她看上去更像中国人，长得挺秀气，笑眯眯的，说是在长春学过几年中文。一上车，我们就开始向她问这问那。也许我们关心的问题多与吃喝玩乐无关，有点另类和复杂，诸如蒙古的福利及财政政策之类的，她看上去一时难以应付。叶绿又准备问她有关税收的事儿，我连忙悄悄拦住说：这么专业的问题，就是直接用蒙语交流她都不见得能回答，这超出她的知识范围了。于是大家和她扯一些家长里短，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到达了目的地。
这个国家公园建在一片被山丘半围拢着的草原之上，景色优美，空气清新。山脚下地分布着几个蒙古包群。其实每个蒙古包群就是一个规模不大的Hotel，只是把钢筋水泥建筑换成了蒙古包。我们六人被分别安排住在三个蒙古包里，当然这种蒙古包是在传统蒙古包基础上改造的，最大的变化是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洗手间，洗澡如厕都不是问题。不习惯的是蒙古包的门比较矮，进出都要弯腰低头，稍不注意就磕着头。余乃洪被磕碰的次数最多，好在门楣上包有牛皮一类的东西，否则还没开始玩就得晕过去了。我们还在蒙古包里发现了地暖控制器，想来还有地暖设施。但蒙古包里仍然有传统的取暖炉，旁边放着一大堆劈柴。领队韩阳告诉我们，现在天气比较冷了，晚上会有人到蒙古包里给我们生火取暖，这样晚上就不会冷了。
安顿好了，出门在这片草原上转了一转，确实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不久就到了用餐时间，出乎我意料的是除了丰富的肉食以外，上来的蔬菜也不少。28年前我在蒙古的宾馆里住了一周，蔬菜只吃到过两次，因为周二周五有北京飞过来的班机，会带一些圆白菜过来，否则是一点蔬菜也吃不到的，当然对于我这种肉食动物不是很有所谓。我们一边吃着，一边商量着晚上出来看星空，这边空气好，地面的灯光很少，今天又是大晴天，估计可以看到璀璨的星空。
蒙古的国家公园，美在简单、开阔、清新
国家公园供游客住宿的蒙古包
晚上八九点钟，一对蒙古男孩女孩跑进我们的蒙古包，点燃了他们带来的装鸡蛋的外包装壳，几分钟就把炉子烧好了，屋里暖烘烘的。然后我们走出蒙古包，抬头一看，果然满天繁星，心情大爽。三月份曾在新西兰的暗夜保护区观星，相比之下，这里的夜空并不差。我跟韩阳开玩笑说，你们旅行社应该在这里增加一个观星项目，先在这里拍几张好一点的星图，宣传一下。当然，我们这些拿手机的是拍不太好的，需要摄影发烧友来干这件事。在外面仰视了半个多小时，感觉达到了预防颈椎病的效果，身上开始发冷，大家才散去进了蒙古包。这时蒙古包火炉里的木柴已经烧得差不多了，余热还在，于是就倒头睡去。
有人冻着了
草原晨光
第二天清晨，一束阳光从蒙古包顶部照射进来，想到这可能是照相的好时候，我立刻就起来了，独自出了蒙古包。太阳初起，偌大一片草原空寂无人，远远地看到草原中的溪水映着晨光熠熠生辉。我山上山下走了一圈，草原上的草已经有枯黄的迹象，一簇簇小小的野花四处开着，花瓣上滴滴露水清晰可见。时常可以看到一些牛羊的残骨，让人感受到大自然中生死循环的运行。花开得好的地方，旁边常有一坨坨牛粪， 突然觉得“鲜花插在牛粪上”是一句特别有道理的话。在游牧民族眼里，这大概是一种很好的搭配。
太阳好高了，我觉得有点奇怪。通常像我这么早跑出来的人应该有姜倩，她既喜欢照相，又喜欢晨跑，退休以后动辄就慢跑几公里，还要达到配速多少，心率多少等等。今天这么好的天气，多好的晨跑条件，怎么连女铁人的影子也没见到。我到了早上进蒙古包吃饭的时候，听到他们几个人在说，姜倩和余乃洪住的蒙古包晚上奇冷，两人冻得没睡好觉。这还是叶绿觉得余乃洪的手很凉，才问出来的。
我问了叶绿，才知道她们住的那个蒙古包没有地暖设施，两人也不知道往炉子里续添木柴。她们并不知道 我们的蒙古包里都有地暖，大概以为这里蒙古包的住宿条件就是这样，因此没有找领队去协调。相比之下，迈之两口子特意升高了地暖温度，热得快盖不住被子（据说随身携带的准备在火车上吃的烧鸡因此变了味）；我们没有特意调高地暖温度，睡得也挺踏实。这种冷姜倩大概是扛得住的，余乃洪是最怕冷的，偏偏住了个没有地暖的蒙古包（估计只是个别蒙古包没地暖）。于是叶绿立刻找了韩阳，让他设法给换一个蒙古包住，问题很快就解决了。韩阳一脸抱歉的模样，说以后有事尽量及时说，夜里也没关系，不要怕麻烦他。
蒙古包餐厅
早上在山上看到的储罐，应该是供应附近这些蒙古包热源的
其实这里的住宿条件挺好，该有的基本都有，旅客住得也比较满，有时晚上十点多还有大巴拉着旅游团住进来。只是蒙古人的服务意识相对差一些，这不是说他们的服务态度不好，而是在一些细节方面，由于意识不到位会出现纰漏，语言沟通又困难（说英语、汉语在这里基本没戏，说俄语可能会好一点），说什么人家也不明白，所以对带团的领队会要求更高一些。我们把两位女神挨冻当笑话在饭桌上调侃了几句，这时候那位说中文的蒙古美女琪琪格站起来说：今天我不能陪你们游览了，你们的领队为你们换了一位导游。
青年学者安和
团里的人觉得有点突然，忙问为什么要换？其实我是知道原因的，昨天韩阳对我说过这个导游的水平不行，达不到要求，如果可能要把她换掉。我当时觉得琪琪格知识面和文化底蕴虽然不够，基本交流还是可以的，年轻人总得有个提高过程，不换也不是不能接受，因此并没有把他的话真当回事。没想到韩阳的办事效率挺高，说换就换了。新导游是一个高个子略微偏瘦的蒙古小伙子，中文名字叫安和，过来和我们见了面。当然我们也都安慰了一下琪琪格，对她昨天的服务表示感谢。
其实仔细想想，我们潜意识里对导游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只是对旅游团能否找来高水平导游并不清楚，因此这种需求并没有成为一种硬性的要求。但作为真想做好品牌，有文化深度的旅行社，在这一点上却不能含糊，否则就与那些只知道赚钱的旅行社没什么太大区别了。作为琪琪格个人来讲，不管她表现的有多可爱，她的水平达不到要求，换掉无可厚非。我做了很多年企业，明白关键岗位上必须要有称职的人，婆婆妈妈的企业就会完蛋。公司因为岗位需求而换人是常事，可怕的是被换掉的人常常不认为是自己的问题，怨气冲天，自暴自弃，到最后就只能沦为弱势群体了。琪琪格离开的时候，我告诉她总的表现还不错，但还需要学习补充知识，特别是她还有年轻的优势，但愿她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我们乘车去看2006年新建的成吉思汗塑像，安和在车上开始自我介绍，他在复旦大学学过几年中文，还在台湾留过学，目前在乌兰巴托的大学里教书，还兼任着政府战略研究方面的顾问，可以说是一个青年学者。他似乎很清楚我们需要了解的问题，很快就进入主题。不等我们提问，就以蒙古的历史演变为线索，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了。没一会儿，大家立刻感觉到更换导游“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可能是因为他在海峡两岸都待过一段时间，他非常了解中国人怎么看待蒙古，也并不介意中国人对蒙古的偏见。他事先声明他只是从一个蒙古人的角度，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这是我期待的交流，因为这里有不同观念的碰撞。如果请一个国内的导游，语言交流上可能更方便些，但听到的观念可能仍然是在国内都听到过的，结论往往是我们如何好，别人如何落后，这对我们认识这个国家毫无益处。其实相比之下，蒙古人对中国的了解更多，而我们对蒙古的了解只是书本上那一点点，再多的都来自江湖传说。
作为学者，安和显然不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有一个问题回答一个问题，而是对我们进行主动的，比较系统的讲述，然后穿插着回答问题。当然因为时间关系，他的讲述也就是一个梗概，但对我们已经需要时间消化了。他说在蒙古人眼里，蒙古分为几个时期，第一段是成吉思汗之前，蒙古人认为匈奴、鲜卑、突厥其实都是他们的祖先，第二段是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那一段时间，蒙古统一了草原的游牧部落，继而控制了欧亚大陆，这是蒙古最辉煌的时期，第三段是他们被满清吞并的时期，那是他们历史上最黑暗的阶段，连他们的历史博物馆里都避而不谈，有些地方谈到也是一笔带过，第四段是他们争取独立直到称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段，最后是从苏联解体开始，他们成为了现在的民主国家。
在车上说了一会儿，目的地就到了，我们远远看到了那个40米高的成吉思汗大雕像。
250吨重，40米高的成吉思汗不锈钢雕像
成吉思汗崇拜
成吉思汗是蒙古的大英雄，这本来是毫无疑问的。在世界范围内，虽然后人对他的评价不一，争议颇多，但对他军事方面的成就，几乎没有异议。然而蒙古在苏联的支持下谋求独立，继而加入“社会主义大家庭” 的那个时期，民族主义是被严格控制的，成吉思汗成了当时政治上的大忌，任何对他的褒扬都被严厉禁止。有肯定、纪念成吉思汗倾向的蒙古领导人，也都遭到了无情的清洗。当时成吉思汗被苏联定义为野蛮残忍的侵略者、恐怖分子、世界文明的毁灭者等等，一定要“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能翻身”。
直到蒙古放弃社会主义，开始建立民主国家，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评价才发生了彻底逆转，成吉思汗崇拜开始复活。在纪念成吉思汗开国800周年的2006年，这种崇拜达到了高峰，这个庞大的成吉思汗骑马雕像也应运而生，成为蒙古的新地标。其后成吉思汗的形象在蒙古被全面重塑，各地纷纷兴建他铜像和纪念碑，歌颂成吉思汗丰功伟绩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以成吉思汗命名的蒙古企业和产品也与日俱增，甚至奶糖之类的小商品都以此冠名，感觉蒙古人是吃定了成吉思汗了，以至于蒙古政府不得不对此立法限制。安和告诉我们，在诸多描写成吉思汗的作品里，他最喜欢中国的电影【铁木真传奇】，也看过一些中国拍的关于成吉思汗的电视剧，大都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看来任何国家的历史记录，都不能缺少第三方从旁观角度的观察，很多时候通过这种观察得出的评论更为可信。
雕像下的展览大厅，最醒目的是6米高用N多块皮子缝制的大马靴和成吉思汗手中金鞭的模型
成吉思汗雕像下的建筑里面，其实主要是一个成吉思汗生平的展览，当然还穿插了一些其它内容，包括他的子孙们的功绩，还有蒙古包的变迁、蒙古书法等等。展览中展板、实物模型，人物肖像塑像居多，相关的文物很少看到。可以想象，以当时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及习俗，大概是很难留下多少有价值的考古文物的。且成吉思汗刚起家的时候，蒙古族连文字都没有，许多历史记录都来自其它有文字记载的国家和民族。安和对我们说，蒙古的文字也是成吉思汗时期才有的，因为维吾尔族的一位公主嫁到蒙古，带来了那里的文字，后来成吉思汗就下令以维吾尔的文字为基础进行改版，形成了蒙古的文字。
由此可见，目不识丁的成吉思汗其实是有很高的政治智慧的，否则仅靠军事才能就无法在欧亚大陆形成一个庞大帝国。从展览中看到，他在统一草原部落的过程中，在军事实力的依托下，设立了半游牧半封建的千户制度，打乱了原部落的体制。把整个蒙古帝国分成了很多“千户”，由大汗最信任的人担任千户长，统领管辖。每个千户既是行政单位，也是生产和军事单位。牧民们平时在指定的区域游牧生产，战时则成建制的随千户长出征。我感觉这应该是最早的生产建设兵团了。记得有人评价过，与中国的郡县制相比，成吉思汗划分的是人口而不是国土，但目的都是要实现中央集权。这大概就是当时的“制度创新”吧。
原本这些部落就有着类似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在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之前，不过是一些有着松散联系和恩怨纠葛的散兵游勇。一旦有了权利核心，凝聚起来就形成了令人生畏的战斗力。安和提到匈奴、鲜卑、突厥都是蒙古人的祖先，如果从血缘方面来看，未必站得住脚，但从生活习惯和文化认同方面来看，应该是说得通的。集结在成吉思汗旗下的这些部落，本来就有很多匈奴、鲜卑和突厥们的后代。当然，统一草原部落的过程是血腥的，其中有很多结盟与反叛、落难与复仇、一蹶不振与东山再起的故事。
安和介绍后面的事情与我所知相符，成吉思汗又建立了人数上万的大汗的护卫军，成员由他亲自挑选，多为贵族和千户长的子弟，且一个护卫军人员的级别也要高于千户长。这种以保卫最高领袖为重，极为强调忠诚的做法，可能是因为他过去被伤害太多。此举使护卫军将士不再效忠原来的部落，却把他们的忠心都献给了大汗。原有的氏族血缘组织被彻底摧毁，部落时代的风俗习惯被改造成严密的军事体制。这种改变使蒙古铁骑成了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在西进南下的扩张中屡战屡胜，最终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在短短十几年内，成吉思汗把草原上散乱的部落变成了一个民族。他和他的子孙建立起的帝国横空出世，彻底打乱了世界文明运行的轨迹。这在事前并无征兆，事后也无规律可寻，在他们扩张的过程中，伴随着战争、杀戮、城市的毁灭、文明的中断，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中华三大疆域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然而，蒙古人似乎只是为打仗而生的，他们在继承制度方面的缺陷，很快就让蒙古帝国分成了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和大元帝国五大块。虽然四个汗国名义上尊大元帝国为宗主，但实际上却是各自为政，同床异梦，内斗时有发生。而他们在治国方面的短板，也使他们从游牧文明顶峰很快衰落，五大板块在一两个世纪内相继灭亡。此后，中国的明清两朝继承了蒙元的领土遗产，俄罗斯则收下了金帐汗国的地盘继续扩张，蒙古反而成了夹在中俄两国之间，需要平衡与强邻的关系以图生存和发展的国家。
透过金鞭俯视蒙古大草原，仍能感受到成吉思汗在这片土地上那种超强的统治力量
从成吉思汗像的马腿内侧的楼梯上去，至马鞍处有一平台。站在平台上远眺，金戈铁马的杀声早已远去，草原一片安宁祥和。对成吉思汗的崇拜与敬仰，不过是对民族英雄那段气吞山河的历史的向往和回顾。冷兵器时代早已结束，处在现代社会的蒙古能从成吉思汗那里传承一些什么？又将走向何方呢？
参观成吉思汗大雕像时的合影
隐秘在山中的喇嘛庙
在大草原上的图拉河边漫步，体验游牧民族逐水而居的意境后，我们回到蒙古包，中午美美地吃了一顿石头烤羊肉。昨晚冻了一夜的姜倩是不吃羊肉的，只好给她弄了点鸡肉，免得落下这一天饥寒交迫的话柄。离我们住的蒙古包不远，有一座颇有名气的喇嘛庙，叫阿日巴拉庙。下午导游安和带着我们走进了一处绿荫环抱的山谷，过去那里是藏传佛教的高僧们“冥想”的地方，阿日巴拉庙就坐落在这个山谷里。
蒙古原来的宗教是萨满教，引入藏传佛教是成吉思汗之后的事情。蒙古帝国疆域太大，跨越中华、基督、伊斯兰三大文明，几大汗国根据所控制的地域不同，在宗教方面有的皈依了伊斯兰教，也有人成了基督徒，但对他们影响最大的还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被蒙古引入为国教，有两次重要事件。第一次是蒙古第二位大汗窝阔台的次子阔端，因为进军四川受挫，谋求从西藏一侧进入云南，与当时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会晤，促成了青藏地区归入蒙古帝国，也使蒙古贵族认识了藏传佛教。第二次是忽必烈聘请了藏传佛教的高僧八思巴做国师，后来在建立元朝时又让他“掌天下释教僧及吐蕃之境而治之。”这个第三位蒙古大汗还带头受戒，皈依了藏传佛教。这两次事件对藏传佛教成为蒙古国教影响巨大。但对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青藏地区进入了中国版图，可以说，那片土地是蒙古人留给中国的政治遗产，这种遗产还包括东北大部、内蒙和中国西北部的一些地区，那里也有不少成吉思汗的遗迹，甚至立有尺寸更大的成吉思汗的雕像。
安和告诉我们，达赖这个称号，是蒙古人给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宗教领袖封的，此前他们是不用这个名号的。这与我在网上查到的相符：“1578年，索南嘉措（后人称第三世达赖）与蒙古汉王俺答汗在青海仰华寺会面，俺答汗率领上千名蒙古人接受灌顶，并互赠尊号：俺答汗尊称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喇嘛”，索南嘉措回敬俺答汗为“法王梵天”。从此，索南嘉措及其转世者，以“达赖喇嘛”为尊号成为格鲁派的宗教领袖……”“达赖”是“海”的意思，“喇嘛”是“上人”的意思。他们还把这次会面建构成忽必烈与八思巴转世，以此作为蒙藏政权的合法基础。此后，藏传佛教的格鲁派（俗称黄教）得以在蒙古广泛传播教义，使藏传佛教在蒙古民众中最终落地生根。因此，蒙藏两个民族在宗教方面基本是合为一体的。
阿日拉巴庙入口处
主殿门口。略显简陋寒酸
安和还提到，在蒙古信仰自由，各种在宗教并存，其中藏传佛教的信徒仍然最多。当然，总的趋势是在减少的。他认为藏传佛教对蒙古人的改变是很明显的，把一个血性十足，以打仗杀生为职业的民族变成了连虱子都不肯捏死的民族。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很多蒙古男人都去寺庙当喇嘛，最过分的时候可以达到男人人口总数的一半，这使蒙古的人口大大减少。我想，幸亏喇嘛还是可以吃肉的（所谓只吃“三净肉”，估计是睁一眼闭一眼的事），不然，蒙古男人当喇嘛可怎么活？尽管佛教总体是反对杀生吃肉的，但藏蒙之地谷物蔬菜难以生长，只能吃素无异于把普罗大众拒之于佛教大门之外。这或许也是蒙古人乐于接受藏传佛教而不可能接受汉传佛教的内在原因吧，至少他们的生活环境、方式和习俗与藏民们更为接近。
从寺庙入口到正殿的沿途
从寺庙入口进去，还有一段蜿蜒曲折的山路，再过一座不大的悬索木板桥，走上108级陡峭的台阶，才到正殿。沿途竖立着许多牌子，上面是一些名人高僧的语录，蒙、英双语对照。从整个山谷看去，很有气势，相形之下，这个宏大格局中的寺庙正殿显得过小，也有些简陋，主要靠山势衬托其威严。看来不仅缺少大楼的大学是可以出大师的，简陋的寺庙也可以出高僧。从建筑形式看，其飞檐廊柱与中国的建筑类似，但不事雕琢，略显粗糙，与青藏地区那些宏大堂皇的藏传佛教建筑没法比。当然，这肯定不是蒙古最好的寺庙建筑。不过住蒙古包的牧民们绝不擅长建筑工程，在建筑艺术及特色上也就没必要那么挑剔了。
看上去有些荒凉且年久失修阿日巴拉庙，也许意味着藏传佛教在蒙古已经逐渐式微。但历史上藏传佛教对于中国版图的扩大，作用巨大。元朝灭亡退居蒙古以后，明清两朝在利用宗教势力进行控制方面，不可同日而语。朱明王朝不谙此道，在国力强盛时只是通过给不同蒙古部落册封的方式，确立自己的宗主国地位。他们只在意汉地的统治，蒙古只要不侵扰就可以了。但在明朝中后期，国力渐弱，与蒙古新崛起的势力之间时有战争发生，在土木堡事变中，明英宗甚至在与蒙古瓦剌部落交战时被俘。
满清王朝则大不相同，在入关之前，他们就对藏传佛教了解颇深。因此清帝自皇太极以来，便开始以佛教圣王自居。随后自五世达赖喇嘛开始尊称顺治为文殊皇帝，此后历代清朝皇帝，均懂得利用藏传佛教来控制广袤的蒙藏地区，他们在这个疆域的统治的正统性，完全是建立在藏传佛教的政教理论基础之上。满清王朝时期通过四大活佛掌管藏传佛教事务，即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和章嘉活佛。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分别掌管前藏与后藏，哲布尊丹巴管辖外蒙古，章嘉管辖内蒙古和京师地区，四个活佛都责任重大。有了这四大活佛，满清王朝对蒙藏地区的统治就稳固得多。
这也就是说，满清王朝不仅继承了明朝的儒家道统（针对汉族等农耕民族），同时也从蒙古方面继受了藏传佛教的政教合法性（针对蒙藏等游牧民族）。如果你在圆明园西部游走，注意了解圆明园四十景中的“山高水长”和“月地云居”等景区的功能，就知道清朝皇帝们的苦心。承德避暑山庄的外八庙，也是这种“一国两制”的产物。即便康熙年间蒙古有实力强大的葛尔丹部落起来造反，也会有相当一部分蒙古贵族支持清朝皇帝（这在电视剧【康熙王朝】里被一个美女宝日龙梅都代表了）。当然，对于蒙古人来讲，这绝对是一件很悲催的事情，他们认为满清时期尤其是晚清，是蒙古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通往正殿的陡峭台阶和正殿飞檐的一角
啰嗦了半天，不过是想说明，我们非常陌生的藏传佛教，与中国的历史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不来蒙古，我也不会花时间去了解这些。我觉得非常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历史教材上，从来不提及这些，提到也是一笔带过，就像蒙古人避讳提满清时期一样。这样，以我们学到的历史知识去看问题，以纯汉族的角度去看世界，就会产生很大的偏见。很多事情，历史上发生了，事实就摆在那里，不一定需要标准答案式的评价，可以各抒己见求同存异，这远比避而不谈要好得多。
牧马人
从喇嘛庙出来，我们跟着安和去看牧民套马，顺便走访牧民家庭。蒙古人称马、牛、绵羊、山羊和骆驼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五畜”，牧民、草场和五畜是三位一体的草原经济体系。五畜之中，马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蒙古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孩子无论男女学步前就被捆在马背上了。在他们生存环境中，不会骑马大概是无法生存下去的。特别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环境中，战马可以使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机动性的优势，是实施各种有效战术的保障。遇到值得劫掠的目标可以一拥而上地突袭，遇到重兵又可以迅速远遁。战马上的蒙古将士骑射自如，神出鬼没，视对手如猎物一般。蒙古马耐力强，善于长途奔跑，每个蒙古将士出征时都有备有可轮换的战马，可以体力充沛地长距离奔袭。在当时的作战中，马的作用甚至大于武器。
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游牧民族的辉煌已然不在，马的价值也大不如前，连各国军队里的骑兵建制也早已撤销了。驯养马匹变成了有些奢侈，经济价值不太大的事情了。但蒙古人的“马文化”却一直在延续着，因为马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中起的作用太大了。我三月份刚去了新西兰，那里的畜牧业发展得比蒙古要好得多，但肯定不会有“马文化”，因为他们发展畜牧业的时候，人类已经进入工业文明了。蒙古人的“马文化”，表面上体现在那达慕大会上的赛马，还有那些类似套马的表演项目上，但蒙古人内心对马的钟爱、信任和敬重，却是其他民族难以比肩的，这才是“马文化”中最难表达的核心内涵。
牧民家的马群
我个人很喜欢马，当然是叶公好龙式的喜欢，觉得蒙古这五畜当中，马的经济价值虽然不高，但美学价值是最高的。到草原上，最想看到马的奔跑姿态，哪怕就是它们在地上撒欢打滚，也能让我看得精神振作起来。草原上的马牛羊，都能带给人一种宁静和悠闲的心境，但马一旦动起来，那种奔放自如的样子，牛羊却永远做不出来。这次总算在草原上有了近距离接触马群的机会，我们立即七手八脚地拿着手机开始拍照。
知道要看套马，我在手机上搜索了一下，百度是这样介绍的：“原为牧民放马匹时的一种技能。现演变为少数民族特色体育项目。该运动包括挥杆套马与绳索套马。挥杆套马是骑手持约3米的竹竿，竿顶扎一绳环，环的大小能套住马头为宜。绳索套马是骑手手持打着活结的绳索。运动开始时让烈马疾奔，众骑手纵马飞驰追赶，至适当距离时即迅速套马，以先套住马头、拉住烈马者为胜。”只见牧马人首先骑马持套马杆徐徐接近马群，逐渐加速，马群开始骚动散开，牧马人盯准一匹马追去，一挥套马杆就套住了。我一直拿着手机瞄着，牧马人动作迅速而娴熟，我感觉没跟上节奏，按键之前套马已经完成。我有点懊丧地看了下手机里的图片，没想到凑巧拍到了那个瞬间。
套马瞬间
我觉得套马对他们来讲简直是易如反掌的事，没想到后面的绳索套马却不太容易。与百度上的说法不同，牧马人是站在地上拿绳索套马，然后凭一己之力把马控制住。当然这样做不可能先让马飞奔起来，但难度似乎不比在马上用绳索套马小。绳索套马不易套准，牧马人几次失手，好不容易套住了，却因为马挣脱绳索的力气太大而不得不放开绳索。我们都觉得太难了，认为没必要为此这么玩命。正想叫停，只见他套住一匹马，紧拉绳索卧在地上，终于把这匹马制服了。我们给这位牧马人叫好鼓掌，姜倩送了一袋“大白兔” 奶糖给他，他请我们进蒙古包品尝了马奶，味道偏酸，但喝下去感到胸腔内血脉舒张，神清气爽。
接着我们到了另一位牧民家里，一位富态可亲的中年女牧民给我们演示奶制品的制作。二十多年前我在蒙古时，就知道奶类食品是他们的“白食”，对他们特别重要，也吃过他们当作零食的奶饼子。虽然蒙古牛羊成群，获取肉食不难，但乳汁相比肉食更是唾手可得。因此那里有系列的奶制品如奶皮子、奶酪、奶油、奶豆腐、奶饼子、酸奶、奶茶等等。我们这次主要看到了他们用的奶皮制作奶豆腐的过程：在加热的奶锅中捞出几厘米厚的奶皮，用纱布过滤后压成形，稍冷却后即可食用。入口鲜嫩滑爽，余温尚在。余乃洪说到小时候的牛奶都有一层奶皮，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我想这是自然的。如果想使奶制品实现经济价值最大化，当然就需要把它不同的营养成分分离出来，做成不同的产品分别出售才最划算。而我们喝到的牛奶已经是原奶经过分离处理之后的产品了，所以要想吸收牛奶中的所有养分，只有到原产地来才行。
乌兰巴托的中心广场
在蒙古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到了乌兰巴托的中心——苏赫巴托尔广场附近，准备参观蒙古国民族博物馆（类似历史博物馆）。抬眼望去，广场中心矗立着苏赫巴托尔的雕像，他就是1921年蒙古独立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也是蒙古人心目中的英雄。这座雕像是唯一与我记忆相符的乌兰巴托城市形象，周围的环境似乎都变了。我注意到附近的国会大厦正门前有三座雕像，安和告诉我这分别是蒙古帝国的三任大汗成吉思汗、窝阔台和忽必烈，是民主党执政时建的。现在轮流执政的主要党派人民党和民主党对历史的看法有所不同，人民党在台上时，这里就叫苏赫巴托尔广场，民主党在台上时，这个广场就叫成吉思汗广场。
我们先去参观民族博物馆。神一样存在的成吉思汗占领了博物馆的大部分，满清统治期这一阶段被一笔带过。后面则是苏赫巴托尔、乔巴山、泽登巴尔时期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民主运动等内容。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展览中列举了一些苏联时期因顶撞或反对斯大林，而被清洗杀害的蒙古高官名单和他们的简单事迹。安和说，人民党成立之初的那些元老，除了乔巴山几乎都被斯大林清洗掉了。而苏赫巴托尔于1923年暴病去世，这反倒成就他成为了蒙古的民族英雄，如果活得长，结局还不知会怎么样。
阴雨中，矗立在广场上苏赫巴托尔雕像
斯大林及其后的苏联时期，蒙古同样也有很多遭受迫害的人，蒙古人对此当然是极度不满甚至怨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因此会转向中国。安和解释说，如果你在蒙古调查当地人对世界上哪些国家有好感的话，俄罗斯在调查中得票通常会超过半数，而中国一般也就稳定在10%左右。蒙古人在俄罗斯，一般都会生活得比较自如，不太像到了另一个国家，而在中国却很难有这样的感觉，蒙俄两国在文化和生活习惯上比较接近。我想，有的话他可能不方便直接说，更重要的是，满清末期那段黑暗统治对蒙古人的负面影响过大，满清之后蒙古从中国独立出来的过程也非常艰难（可能民间会归结为中国人很坏），而俄罗斯在蒙古独立的过程中则给了蒙古很大的帮助——这对于那些渴望独立的蒙古人，一定是记得非常清楚的。
蒙古的独立行动发生在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之际，王朝的瓦解似乎自然分开了蒙古和中国，当年年底蒙古的一些王公贵族就提出蒙古独立了，他们开始组建了军队，并公推哲布尊丹巴做皇帝，其后在沙俄的策划下，又将“独立”变为“自治”。实际上是先把中国变成蒙古名义上的宗主国，蒙古的重要国务已经由沙俄掌控。此时一位19岁名叫苏赫的年轻人加入了“蒙古自治军”，不久后被选派到俄国人主办的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任骑兵连长。因为作战英勇获得“巴托尔（勇士）”的称号，这就是后来的苏赫·巴托尔。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政府曾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仍然支持蒙古的独立。只是当时苏联陷入内战，红色政权岌岌可危，无暇顾及蒙古。在这样的乱局中，北洋政府于1919年派皖系军阀徐树铮出兵蒙古，在蒙古反苏俄势力的配合下，占领了库伦（现在的乌兰巴托）。其后倚仗武力迫使蒙古无条件撤销自治，软禁了哲布尊丹巴，暂时控制了局面。同时苏赫巴托尔被通缉进入苏联境内。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是蒙古人中最早接受十月革命思想的，他们各领导了一个革命小组，这样他们于1920年在俄罗斯的伊尔库斯克合并成立了以苏赫巴托尔为领袖的蒙古人民党。依据他的设想，蒙古（他们心目中的蒙古包括了内蒙古）必须寻求独立，脱离中国，同时取消封建农奴制和世袭特权，并大力争取苏俄的支援。
由于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徐树铮带兵回援，库伦守军不足，不久被旧沙俄的白军控制。苏赫·巴托尔抓住了机会，他率领蒙古人民军于1921年3月占领了买卖城。同年7月初，蒙古军队在苏联的支持下，又把旧沙俄的白军势力驱逐出了库伦，蒙古随之宣布独立（蒙古的建军节在3月，国庆日在7月）。然而令人尴尬的是，独立以后多年都没有获得当时国际社会的认可，1939年还出现过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府。直到1945年，同盟国为争取苏联对日宣战，在中国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其中第一条就提出维持外蒙的现状，即承认蒙古的独立地位。虽然此举遭到国民政府强烈反对，最终还是达成妥协——根据蒙古全民公投的结果决定。公投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在1946年1月，国民政府承认了蒙古的独立地位。
到这里故事还没有结束，国民党在败退台湾后，又称苏联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于1953年声明废除该条约，同时宣称不承认蒙古的独立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中国地图至今还包括了蒙古的领土。此后在他们在联合国屡次否决蒙古进入联合国，直至1961年才在美国的斡旋下作罢。安和向我们讲到这些时说，蒙古人认为他们的独立过程非常艰难，从宣布独立到进入联合国用了四十年，但不论怎样，蒙古人认定他们1921年就已经独立了。
乌兰巴托市中心点
蒙古议会大厦，正门前有成吉思汗的塑像
安和表达的观点基本代表了蒙古人对他们独立过程的看法，与网上查到的历史事实基本相符。简要地把这些写出来，是为了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历史事实和蒙古人的观点，而不是为了做什么谁爱国，谁卖国，蒙古是不是该收回来之类的评价。国内网上很多这方面的评论，常常是在不了解历史事实的情况下，站在道德高地对历史人物说三道四，以逞口舌之快。但如果能基于事实，基于理性，了解蒙古人的看法，你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判断和评论。至少听到类似“外蒙很多人要求回归中国”这样的流言，不会信以为真甚至膨胀起来。蒙古、俄罗斯和中国，历史上有太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那都已经是无法改变的过去，现在还是先各自对外睦邻友好，对内过好自己的日子为好。
都是鸽子惹的祸
草原的天，说变就变。一片云过去，天气开始放晴，但也到了告别蒙古，告别乌兰巴托的时候了。下午我们到达乌拉巴托火车站，因为还有一些时间，大家就在站台上闲逛。想想一会儿上火车可能十几个小时无法吸烟，我就在站台上找到了吸烟区，点上烟悠闲地看着站台上忙忙碌碌的人群。无意间发现站台上居然有一些鸽子，停在我的脚边“蹭烟”。于是我下意识地掏出手机，准备拍两张“鸽子照”。当然鸽子没那么老实让你拍，总与我保持着一个可拍可不拍的距离，我在后面很专注地追随着。
这时候一个蒙古警察到了我身边，示意我掐掉手中烟。我突然意识到我可能出了吸烟区，连忙“sorry”着把烟掐灭。不想这件事儿并未就此了结，警察开始找我要“passport”。我感觉这大概是要罚款的意思？护照没在身上，钱也被叶绿管着呢。我开始尝试用英语和他对话，但这位警察似乎除了说“passport”别的啥都不会，只是像蒙古大汗似的黑着脸，做手势让我跟他走。这时候我看到安和，急忙叫他过来沟通。
安和与警察沟通了几句，看上去有些生气，我感觉两个人要吵起来了。于是我叫住安和，问到底怎么回事。当然是要罚款，但安和意思是那里吸烟区的标志根本不明显，似乎他们就是为了罚钱有意模糊了这个边界。我和韩阳赶紧劝他别争了，纠缠下去会误了火车，先看看罚多少。警察说按规定罚5万图格里克，并指向站台里的标志示意这个数额是有依据的。我们换算了半天，大约150元人民币，我赶紧说认罚。麻烦的是除了蒙币他们别的币种不收，需要在车站找地方兑换，安和与韩阳帮我折腾了一阵，总算把这事儿了了。
乌兰巴托火车站的警察
那只惹祸的鸽子
我一再向安和道谢，带着五万蒙币的罚单收据登上了从乌兰巴托前往伊尔库斯克的列车。想起只拍到这只鸽子一张小小的背影，我还是在手机里复原了这张已经删掉的照片，怎么也值五万蒙币呢。人都是有梦想的，我梦想的是万一哪天我出了名，这张照片也许能卖点钱，能卖的话我就按蒙币收钱，那肯定会是个挺吓人的数额。几天以后又提到这件事，迈之说她拍下了这位警察的形象，可以转给我做素材写游记用。这倒好，只能把这件糗事作为蒙古行的结尾了。
